刘永济的古典文学研究旨趣
更新时间:2019-03-05

用古典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来研究古典文学,刘永济做得得心应手、结果丰盛。刘永济的学术主张与实际,在同辈甚至晚辈学人中虽不乏“同志”,但在提倡开拓新思路、发现新措施、寻找新角度、提出新看法的时代潮流中,刘永济跟他的同道们不免被打上“落伍”与“守旧”的标签。作为20世纪中国一位著名的“文明保守主义”者,刘永济切实远不人们所假想的那般“食古不化”“抱残守缺”,他的古典文学研讨实际也基本摆脱了纯教训式的品评,而步入辨别名义、体类、源流、正变、沿革的“科学范畴”。置身于20世纪中国学术由传统向古代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不仅不拒绝学习新的实践与观点,而且很早就开始了“融会中西”的尝试。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文学论》,就是这种尝试的成果。这部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状况的文学理论”(蒋寅《学术的年轮》)的著述,虽在素材选取上基本依靠中国传统文论,但其框架构建却是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的产物。由此可见,刘永济对所谓“古代”或“西洋”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并非全无会心。

其一,基于他对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的意识与判断。刘永济始终反对不求甚解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来评估中国古典文学,他说:“从文学发展看,西方文学史诗、戏剧、小说发展最早,我国则抒怀诗发展最早、最盛,其起因不同。西方最古有所谓游行诗人以唱诗为业,其所唱的诗乃长篇故事,其中有说有唱伴以音乐,故其发展为史诗、戏剧、小说。我国最古即以‘颂美讥过’为诗,以‘劳者歌其事’为诗,皆抒情摅思之作,与西方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论刘勰的本体论及文学观》)因而,盲目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肢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苛责中国古典文学作者不免太不近人情;而“以西方文法律国文,见其不合而非之,以今日语法律古文,见其不合而非之”的做法,不仅是治学者“不读书”而仅“以离奇为高”的表现,更是“车裂古人、囊扑文化”的不智之举。(《迂阔之言》)尊重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发展轨迹,并在此前提下对各体文学进行研究与评估,好像是一条更为公平的途径。由此,他得出“用古典文学理论检讨古典文学作者和作品”的见解。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刘永济在诸多范围尤其是屈赋、《文心雕龙》及词学等方面建树杰出。20世纪60年代,刘永济在其读书札记《默识录》中,提出“用古典文学实践来检查古典文学作者跟作品”的见解,这一旨趣与20世纪的主流思维存在分歧,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限度了刘永济的学术影响力。刘永济始终以一种“潮流不能荡,风气不能移”(吴芳吉《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的姿态坚持这一学术定见,其起因主要有二。


友情链接:
开奖结果现场直播白姐,最快开奖结果现场直播,香港马会资料小鱼儿,香港马会资料小鱼儿,香港最快开奖结果 现场,香港马会最快开奖结果现场直播,查港六给彩最快开奖结果。